纪念方励之先生,兼忆八六学潮


染衣绿

思虑再三,觉得还是应该写点什么。之所以有顾虑,因为一则,关于方先生和八六学潮,太多的人已写过太多的回忆文章,而我自己的所知所见有限,怕是提供不了多少新东西;二则,因为年代久远,担心自己对细节的记忆可能失真了而不自知;三则,更担心对历史真实的固执追求,会不会反而因此误导了他人,而违背我的本意。

但是想起我第一次上网,正是零三年因为管惟炎先生逝世而发帖纪念。当时正赶上小潘在万维茶馆连载长文“学潮杂记”,于是开始混迹茶馆,辗转而至五湖,距今整整九年矣!可想而知,八六学潮的经历,是我们这一代科大人心中挥之不去的情结,(而之后的八九学运,则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心中永远的创痛,)不思量,自难忘,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么,趁着未老,还是尽己所能,把当年的所见所闻所感暂记于此,算是对曾经经历的一段历史,和曾经走过的青春岁月做一点见证吧。至于他人如何解读,则不是我能左右的了。

许多人说,管惟炎,方励之两位校长治下的几年是科大的黄金时代。那时的科大如日中天,学术气氛自由宽松,各种学术交流活动频繁,仅举一例,八五年霍金教授第一次来华讲座即在科大,正是应方励之先生邀请而来;而政治的阴影几近于无,周三下午的政治学习其实形同虚设。学潮以前,我印象中的方先生只是一个深受老师同学信赖,能做实事的校长。管惟炎先生后来在访谈中说,方是他自行决定由一般副校长升格为第一副校长的,事实上是执行校长和他自己的后继人选,因为他发现方先生办事能力强,处事公正,没有私心。那时,校长,老师和学生共用食堂,同学们经常看到两位校长匆匆去食堂打饭的身影;学校兴修暖气设施,第一批供暖的是学生宿舍,第二批是教学楼和图书馆,第三批才是教工楼。与此前此后由伙食问题引发过学潮的其他学校比起来,科大真是够幸运了。而方校长作为部级学校有很大实权的第一副校长,却是清贫自守,两袖清风。一位邻居说,他的居室除了四壁的书以外几乎空无一物;而方夫人李淑娴回忆,当他们在北京团聚时,两个人数十年积攒的存款总共不足五千元,靠亲友的赞助才完成了新房装修,读之令人不胜唏嘘。

我从北京朋友口中,才听说方先生在校外是以有悖正统的言论出名的。有人因而抱怨说,方先生其实还是把自己当北大人多过科大人啊。其实,今天想起来,这何尝不是对科大和科大人的爱护。

但是八六年底的学潮还是发生了。学潮的起因,如诸多资料所说,是因为四年一度合肥西市区人大代表的选举。当先发难的学生在学校的布告栏里贴出小字报,说候选人的产生不够民主,选举过程名不副实,是谓“橡皮图章”;官方推举的候选人之一是八六级少年班的孩子,一个未成年的娃娃如何能代表那么多本科生,研究生的意愿,云云。之后有人声援,有人附和,有人提议公开竞选,事情愈演愈烈。校方于是在大礼堂召集同学们开会,让官方推举的以及学生自荐的候选人公开发言,算是非正式的竞选了,同时邀请方励之和温元凯等人讲话。开会时台下的学生群情激昂,打了鸡血一样亢奋。那位“娃娃”候选人说自己其实是零零班的(试点的零零班是本科年龄,因为和少年班合并,一起上课,统称少年班),到了法定年龄,虽然是学校老师推荐,但也是按自己的意愿行事说话,不是什么人的傀儡。他的发言多次被台下的嘘声和口哨声打断,以致主持大会的副校长(忘了是谁)上来圆场说,要让别人把话说完,才是真正的民主嘛。之后自荐的学生代表发了自己的竞选宣言。只记得有沙玛。之所以记得,是因后来,也就是学潮过后开始清算的时候,沙玛迫于压力,在母亲敦促下向校方做了检查,那篇检查在全校广播了。四年后他重新参加人大代表的竞选,我们系的龙老师说:“我选沙玛,虽然人家说他后来做检查有点那个,但那也可以理解不是。我就喜欢当年的沙玛。”因此印象深刻。这是后话。

之后发言的是温元凯教授。他的声音富有磁性,说话抑扬顿挫,很有感染力。他高度评价了同学们对民主的诉求之后又说,民主要循序渐进,如果你们今天走出校门,去向郊外的农民宣传民主。。。听众鼎沸了,掌声和尖叫连成一片,多少同学心中想的,下意识期盼的,蠢蠢欲动计划的,此时在大会上明确说出来了,狂躁的学生已顾不上分辨温的原意。然而温元凯话锋一转,说,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呢(众人哄笑),我是说,如果你们今天走出校门,去向郊外的农民宣传民主,他们听得懂吗?全场大笑。后来学校贴出标语,说“温元凯泼温水”。温因此躲过了一劫,这也是后话。

之后众望所归的方校长出场了。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方先生演讲,也是最后一次。那次的印象,他不是特别擅长言辞,一望可知不是不是政客,不是那种靠耍嘴皮混饭吃的人。他开场就说,今天我很欣慰,民主的种子终于在科大这块土地上生根开花了。台下群情振奋,掌声一片。他又说:因为今天有人问起跟某位中央领导有过言辞交锋的事,不妨在这里跟大家说知一下。某领导认为民主是党和政府带给大家的,而我认为,民主不是自上而下赐予的,民主只能自下而上地争取。这成了后来广为流传的一句名言。会场上响起长时间的掌声。他最后说,今天我向同学们保证,只要我还在这个副校长的位置上一天,就会尽全力保护学生。最后一句顿挫有力,掷地有声。再一次热烈的掌声响彻全场,经久不息。我当时的感受是既兴奋又不安,当年还未脱高中生式的老实听话,对许多理念还是陌生的,但是,最后一句太令人感动了,我和在座的所有同学一起使劲地鼓掌。

第二天学生终于冲出校门“宣传民主”了。我没有参加,也没有机会亲听方校长在校图书馆门前的讲话,据说他苦口婆心力图劝阻学生。他说科大如今自由开放的局面得来不易,学校要保护学生,学生也要体谅学校。我一直不解的是方先生前一天的发言为何对此顾虑只字未提。有人玩笑说,想必是回家跟夫人一通气,被夫人喝醒了。又有人说因为方先生前一天并不知道学生有上街游行的计划。我宁愿相信后一种的解释。但无论如何,此时劝阻为时已晚,冲动得昏了头的同学们已如脱缰之马,无论如何都无法回头了。于是他们游行到了合肥市和安徽省的政府门前。于是合肥的其他高校也动起来了。“打到共产党”的口号亦有耳闻;走到合肥街上,看到有安徽教院的教工在历数共产党从土改,到三反五反,到肃反,到反右,到文革以来的种种罪状,引得众人围观。于是上海和武汉的高校动起来了,北京的高校也动起来了。我们在莫名的兴奋,焦躁和惶惑不安中度过每一天,开始担心事情会有怎样的收场。有人猜测,科大一直没有党委书记,会不会上面派一个正书记压在校长之上,那么科大就不是原来的科大了。但是,没有经历过政治运动的同学们是多么天真啊,后来的结果远比这严重得多。

年底,邓小平在党内讲话,以严厉的措辞,点名批评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三人(后来知道乃因三人筹备反右运动三十年纪念研讨会而触怒了这位反右的执行者),要求开除他们出党,并指责各地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软弱态度。随后,人民日报发表了 “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社论,说学生上街是“几年来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结果。未几,周光召代表中央和国务院及中科院党组宣布撤销方励之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一职,免去管惟炎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一职,由彭佩云,刘吉和滕藤分别担任科大的正,副党委书记和正校长。这对年轻不谙世事的我们不啻当头一棒,一下子被打昏了。种种苦闷,失望,委屈,不甘,不服,无从宣泄又无处倾诉。记得当时我在家信中这样写道:传闻种种令人非常不安;一说方励之已被送到北京软禁起来了,管惟炎校长亦将离开科大;暴君的治下,容不下科大这片净土;呜呼科大,已不是读书人能专心学问的地方了。

管先生离开科大时,科大人打出“管校长,你别走”的大幅标语,部分师生前去合肥火车站为他送行,却扑了个空。原来当局早料到学生会去送他,已提前派小车把他送到蚌埠。又怕科大研究生院的学生会去北京火车站接他,玩了同样的花招,安排他改乘另一辆火车进入北京。学生们在戒备森严的车站想方设法混进了站台,有的甚至混上了列车,却怎么也找不到校长,当得知校长已经离去,无法再见校长最后一面的时候,同学们失望已极,悲愤已极,他们拒绝乘坐校方接他们回程的校车,不顾“不许集会,不许游行”的威胁,一路步行走回学校。此事在管惟炎先生访谈录和阮耀忠教授的博文中都有详细记载。

我是事后才从相熟的老师口中听说此事的,深恨自己未能有机会参与。想像当年的一幕,年轻的同学从希冀到焦急,到失望,再到绝望。他们久久地伫立当地不愿离开,经过校方反复劝说才踏上归程。腊月的寒风吹乱了他们的头发,冻结了他们的泪痕,脚下一条漫长的路不知通向怎样的归宿。科大的这一场学潮,喜剧耶?悲剧耶?闹剧耶?留待后人评说。然而火车站送校长的一幕,无疑把这出剧推向一个悲壮的高潮。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时穷节乃现,一一垂丹青。历史会为他们书写一笔。人间自有真情在,他们把对校长的敬爱,对失意英雄的支持,和对强权无言的抗争,演绎到了极致。

与科大师生对管校长的真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们对三个钦差大臣的抵触。多少年来,当我想起彭佩云,刘吉和滕藤三人驾临科大,脑海里总不自觉地冒出“杀气腾腾”这个词,虽然我既没有看到他们怎么进入科大的,也确切地知道他们没有杀过人。这三个手提尚方宝剑的钦差一幅高高在上的架势,从没有把自己当成科大师生的朋友,在大会小会上一再重复,你们科大要肃清方励之的流毒,连春节的团拜都不例外,科大人对他们的反感也就可想而知了。记得除夕中午聚餐的时候,我和同系的几位老师同学坐在一桌,这三人突然驾临了,我们这桌的老师说,我们不用管,他们来了再说,他们不来我们就吃我们的。他们自然没有过来和我们寒暄,在大厅里露了个脸就匆匆离开了,而我们更乐得不用敷衍他们。彭佩云是同学们非常反感的,大家都说她像极了“寻找回来的世界”里那个马列老太。刘吉更是个政治流氓,他以在科大呆过几个月的资格混上了副教授头衔,还出版了 “与科大学生问答录”的小册子,作为他政工工作成绩卓著的标志。其实呢,哪有什么与科大学生的问答?我不记得他与学生公开对话过,有的班请他出席活动,也只派了他的秘书参加。又哪有那么多学生专拣正中他下怀的问题提问,好让他把准备好的一串串顺口溜拿出来做答案?所以说,他那个问答录不过是自问自答罢了。因为科大广大师生的强烈抵触,一年之后,官方不得不把他们三人调离了科大,另换他人。
二十多年后我和儿子一起读哈利波特,读到那个代表官方的女学监进驻学校,开始倒行逆施,禁这个,禁那个的时候,就一遍遍想到当年的科大。多大的讽刺啊,魔幻小说里那样概念化的人物和情节,竟然写照了我们当年的生活。而看到里面两个可爱的孪生兄弟乔治和弗雷德干了个惊天壮举,挣断了锁链,把那个女学监和她的爪牙狠狠捉弄了一番之后远走高飞的时候,又不禁从心底为他们叫好。多么激动人心啊,当年年轻的心灵也是一样向往能够振翅而飞,一飞冲天啊。但是,我们不能,我们没有这个勇气。我们接受自己的命运,感受着政治高压下的沉闷气氛,在这种气氛中度过了大学时光。

后来波及整个社会的诸多大事已有多方资料记载,无须赘述。值得一提的是,方先生流落海外二十余年,虽受种种压制,误会,曲解,却仍然默默扶持中国的科学和教育事业。他每年都向科大邀请访问和交流学者,热心为来美留学的下一代学生写推荐信。他的不懈努力促成了中美天文学界的多项合作项目,也为中国的天文物理培养了大量的技术领导者和尖端人才。而所有这些工作都需冠以他人之名才得以完成。国内的学术界曾经多次试图邀请他回国参加会议,都未被批准;零八年是科大的五十年校庆,天体物理中心希望邀请他回校,也被“上面”拒绝。于是那次校庆连彭佩云,刘吉等人都应邀题了词,收录在校庆纪念册上,真可谓面面俱到了,上面唯独没有方励之先生的名字。尽管如此,方先生还是在海外中文网上发表“吃刺猬的年代 – 科大的第一创世纪”一文以资纪念。

如今方先生溘然辞世,科大再也没有机会邀请他回到曾经二次 “创世纪”的地方一游了,再也没有机会表达对他多年不计名利默默奉献的感激之情了!念及此,不禁泪水潸然,不能自已。更令人遗憾的是,科大官方网站竟然找不到一条有关方先生逝世的消息,看不到一篇回忆方先生的文章。大陆媒体集体噤声。阮耀忠教授在自己的博客发文纪念,很小心地用拼音缩写代替全名,仍然立刻被通知,该文被“和谐”。而亚利桑那大学的新闻网却发表了感人至深的唁文,其中在盛赞方先生的科学成就以外,更高度赞扬他对中国科学,教育事业的巨大贡献以及在民主人权方面的积极作用。

科学超越国界,超越党派,超越意识形态。思想是永远无法禁锢的。对自由的追求是人之天性。自由开放,有独立意志,不仰人鼻息,不受制于政治势力的学术界是我们几代人的共同梦想。
愿方先生在天之灵安息!


2012.4.16